吕凤子(1886～1959)中国画家，教育家。原名浚，字凤痴，号凤子，别署凤先生。擅长中国画、美术教育。1886年7月7日生于江苏丹阳，1959年12月20日卒于南京。他15岁中秀才，曾在苏州武备学堂和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习，后到上海创办神州美术院。1909年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工科。曾任两江师范附属中学教师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教授兼专科主任。1911年创办正则女子职业学校，1919年起，先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，江苏省立第六中学校长，南京中央大学（49年改为南京大学[1]）艺术系国画组主任、教授兼大学研究院研究员。1935年任其创办的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校长，日军侵占丹阳后，率部分教师内迁四川，创办私立正则艺术专科学校。后受教育部聘任壁山青木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。1940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，1942年创办正则艺术专科学校。1951年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艺术系教授、江苏师范学院图画制图系主任。1953年任江苏师范学院图画制图系主任，兼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。1958年任江苏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主任。曾当选苏南文联委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副主席，江苏省人大代表。人物事迹吕凤子一生从事艺术教育，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。1951年，吕凤子受苏南行署文教处之聘，来到无锡苏南文教学院任美术教授。1952年秋，吕凤子随校迁苏州，在江苏师范学院（现苏州大学）任教。吕凤子看见自己毕生憧憬和追求的理想社会，而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成为现实，他由衷地感到高兴。1953年，他主动将“正则艺专”全部交给人民政府，家中没有留下任何一件用品。吕凤子先生晚年，精心刻制了“而今乃得生之乐”，“老子犹龙”两枚印章，作画时钤在画上，以彰其志，他说：“这快乐是忘我无私的共产党给我的，是毛主席给我的。我又怎能不谢他呢？我感谢他，我爱他，等于我爱太阳。我爱太阳，我将画太阳，画人民爱戴的太阳，画太阳的光，画太阳的热，无休地画到手僵，笔直！”吕凤子晚年多病，患有高血压、风湿性关节炎、心脏病等。北方的友人请他为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董必武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作画，他欣然提笔挥毫，一一画好寄去，还作了《马克思像》、《孙中山像》、《鲁迅像》等，表达了他对这些伟大革命家的崇敬之情。1959年夏，吕凤子先生肺癌已进入晚期，被困倒在病榻上。国庆节，他生命垂危，还要家人扶着，画了老松三幅，其中一幅《寿毛主席》，题着思考已久的诗句：“辟地开天畅生力，谁实主之毛主席；主席其神乎？穷通一往变无极。谁使变皆成奇迹，主席其圣乎——主席非神也。从未自居是圣哲，却自喻拟而今而后，个个人人都得到炼成的那块历劫不磨铁。不磨铁，能发异光产奇热，光愈明，热愈烈。这便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共仰的毛主席。寿毛主席，一九五九年国庆日，卧病苏州，老凤。”这是凤先生不幸长逝前的绝笔。吕凤子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艺术家，他一生在艺术教育这块园地里辛勤培育，播扬芬芳，鞠躬尽瘁，功在国家与人民，是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。艺术人生吕凤子是与齐白石、徐悲鸿齐名的著名国画家、美术教育家，1910年在上海创办我国最早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——神州美术院。他从江南小城走出，一生历尽艰辛。1937年，日本全面侵华。吕凤子带领妻子和儿女及艺专部分教师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到达重庆，在偏僻的璧山创办“正则蜀校”。璧山远离重庆几十公里，没有重兵把守，经常发生抢人事件。有一天夜深人静，一群强盗将吕凤子家中的财产一抢而空，还将赤脚的吕凤子绑起来，押出家门，走了两百多公尺，旁边的驻军知道后，士兵们高举火把，追赶抢匪。抡匪们在慌乱中四处逃窜，吕凤子才幸免一难。他哀叹道：“没有国，哪有家？国破家亡，此恨难消！有些人不参加抗战，却乘人之危抢劫，令人痛恨。”后来，吕凤子又举家迁江津。他的家离陈独秀的家很近。早年的吕凤子在北京女师教书时，就和陈独秀认识，抗日战争初期在渝重逢，自然常去看望陈独秀。陈独秀十分赞赏他的观点及实践，说：“国难当头，凤先生能继续坚持教育阵地，传播文化艺术，让愚昧的同胞看到光明，实属难得！”1940年春季，张大千远道专程来璧山看望他，谈到办学，张大千知道吕凤子缺乏资金，就劝吕凤子不要自找苦吃，还是卖画谋生，可糊口养家。吕凤子却说：“矢志办学，吾意决矣！”张大千见他态度坚决，改口说道：“小弟限于财力，爱莫能助，无钱可以出力啊！这样吧，我助你到成都举办个人画展。”然后，陪同吕凤子去成都。吕凤子一鸣惊人，筹款五六千元，一分钱未留，全部作了办学经费。张大千感动地说：“吕凤子人品高尚，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，一心办教育，为人师表。”1940年初，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由于参加革命受到迫害，逃出老家，从贵阳到重庆逃难。吕凤子却不怕牵连，聘请黄齐生为文史教授。黄齐生常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，与董必武、周恩来、郭沫若、王若飞、黄炎培、陶行知等接触，了解到许多南北抗战形势与民主团结运动的新信息、新思想，随时向吕凤子传达。吕凤子不出学校，每当知道这些后十分兴奋。有一次，黄齐生对吕凤子说：“凤先生，延安是我国革命抗日司令部，宜有所慰问。”吕凤子很有同感，发动师生作书画数百幅，他本人也画了若干幅，转交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，由王若飞带到延安分送。黄齐生1944年赴延安，把吕凤子的画转给毛泽东，还向毛泽东介绍吕凤子和他在重庆办学的情况，毛不断点头说：“吕凤子先生精神可嘉，他的眼光已经投向了抗战胜利之后。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需要教育。黄先生，你替我转达问候，我还要叶志熊（秘书）写一信谢吕先生。我们这里开展大生产劳动，丰衣足食，而精神食粮正当需要之时。”1946年3月12日，当黄齐生返渝时，毛泽东又拿出一条延安毛毯，请他转交给吕凤子。1949年春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之时，张大千、陈立夫等都劝吕凤子带全家到台湾。吕凤子决定不去台湾。1959年夏，吕凤子患了肺癌。正值国庆节时，他巳经生命垂危，还要求家人将他扶起，画苍松三幅，其中一幅《寿毛主席》。在近代中国画史当中有三位人物画颇见特点的画家，一为丰子恺、二为叶浅予，还有就是吕凤子了。而吕凤子在这三位中所留下的作品最少，这就愈显吉光片羽之贵了。吕凤子幼时极为聪颖，十六岁就得中秀才，十八岁在苏州武备学堂习武。二十岁才开始习绘画，就读于李瑞清所开办的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图工科。颇受李的器重，毕业后遂曾留校任教。而后的几十年里吕凤子便一直与美术教育密切相关着。李瑞清主持的两江优级师范是清代大僚张之洞所支持下所开办的的，原是为兴办新学。而科目开设有博物、数学、音乐、图画、手工等等。其他科目均可聘请日籍教师，而美术则由山水画家萧俊贤和日人盐见竞、亘理宽之助教授。所以吕氏所受的绘画教育应是属于“中西合璧”式的。既学有传统的课徒式的山水画，也学有西方先进的素描观念。但是当时“两江”的素描教学是由日本人传授的，这与欧洲的学院派素描是有所区别的。因此吕氏虽受“中西合璧”式教育，但这与后来的徐悲鸿、刘海粟等人的“中西合璧”有着从角度上的本质区别。正因为吕氏所受的素描教育并非欧洲学院教育，而是讲求、重视线条的“日式素描”，这与中国传统的线描似有共通之处。这对于吕凤子以线为主的画风奠定影响极大。由于吕氏所受的“日式素描”的影响，其对于透视、解剖、色彩、构图，均深有研究。吕凤子曾编写过关于透视、解剖、色彩、构图等图画基础知识的讲义。因而吕氏的人物画特色与前代人物画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。　前代顾恺之的人物画今已失传，仅从摹本来看，或称"迹不逮意"。而吕氏的人物画则写形貌色极为生动，颇有顾氏"传神阿堵"的妙处。他的《罗汉图》颇具特色。往往造型古拙，线条流畅。其中《四阿罗汉图》题诗曰：“皆来闻见，弥触悲怀，天乎、天乎。狮子吼何在？有声出鸡足山，不期竟大笑也。"画面上四个阿罗汉仰着面，一个在悲天，一个在悯人，而后面两个阿罗汉则在嘲笑西北方的声音。作品借阿罗汉讽喻时局，耐人寻味”。吕凤子的人物画的归类，虽有不少讽喻时局的作品，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。但是绝不同于徐悲鸿的现实主义人物水墨画，吕氏的画品风格仍应归于文人画的范畴之中。文人画的最主要的特点是“以书入画”。吕氏的书法承清道人李瑞清之法，极有特色。且与其画风也能较好和谐。吕氏对于书法与绘画之间关系的论识极有见地：“中国画一定要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，这是中国画的特点。所以中国画最好要用能够自由传达肩、臂、腕力的有弹性的兽毫笔来制作，用手指或其他毛刷等作画，只能构成一种缺少变化的线条，它不能用来代替兽毫笔。”而“成画一定要用熟练的勾线技巧，但成画以后一定要看不见勾线技巧，要只看见具有某种意义的整个形象。不然的话，画便成为炫耀勾线技巧的东西了。”吕氏对于中国画的理解有两个层面：其一要用毛笔，即书法用笔。其二用线造型的目的是“形”，而不是笔墨技巧。而吕氏的这一主张应该是对于中国画发展极熨帖的建议：既不要放弃笔墨，又不要拘于笔墨。杰出贡献吕凤子早年就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才气，1901年十五岁时就与韩笔海、荆钟善、胡小石等一起考中秀才，与胡小石一起有“江南才子”之誉。吕凤子早年有以身报国的志向，曾一度考入苏州武备学堂学习武术，以后才转入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学习，从此走向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之路，逐渐成长为近、现代史上卓有成就的美术教育家和著名的中国画家。按照吕凤子的说法，他一生做了三件事，其一是画画，其二是教书，其三是办学。他曾先后在两江附中、宁属师范、常州五中、武进女师、长沙四师、扬州五师、镇江六中、正则女子职业学校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、私立上海美专、中央大学艺术系、国立艺术专科学校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、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艺术系、苏南文教学院、江苏师范学院任教，同时担任了不少教育行政职务和与美术相关的社会职务、学术职务，从事教育工作前后长达五十年，为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。在他晚年所有的活动中，最为重要的是1957年参与江苏国画院的筹建工作。这一参与不仅对他个人极为重要，对于江苏美术事业的发展更具有深远的意义。他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撰述的《中国画研究》一书，是根据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积累和研究成果而作的画学总结，将数千年中国画的基本原理、特征、方法等进行了系统地梳理、剖析，是一部带有个人创作和研究经验总结性质的美术理论著作，为新时期“江苏画派”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后世评价吕凤子1909年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结业后，次年在上海创办神州美术学院；1912年在丹阳捐献家产，创办丹阳正则女子学校，1925年改为正则女子职业学校。抗战军兴，在陈立夫、张澜等人的支持下，1938年于重庆璧山县创办江苏省正则职业学校蜀校，1942年在教育部备案，正式创办正则专科学校。1946年回江苏前，将全部校舍捐赠璧山地方政府办学。同年秋，在丹阳重建正则，分四部分：正则小学、正则中学、正则职校、正则艺专。1951年将正则学校全部转交人民政府公办。吕凤子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三十年代就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，徐悲鸿、张大千、陈之佛、傅抱石、钱松岩等对他的品德和才艺均有着极高的评价。我国现代美术界卓有声望和成就的美术家刘海粟、徐悲鸿、吴冠中、李可染等都曾随其受学，受到他的美术教育和艺术熏染。吕凤子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画均极为精湛，但最主要的成就还是体现在人物画上。早年、中年时期的仕女画、诗意画，入蜀后的罗汉画以及建国后表现人民生活题材的绘画，都为他在不同时期赢得了盛誉。吕凤子一生创作了为数不菲的绘画作品。所作松树题材的作品不下千幅之多，抗战期间于壁山县创作的罗汉题材的作品亦接近两千五百余幅，如果再加上他最为擅长、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仕女画、诗意画作品，一生创作的作品恐怕不下数千幅。吕凤子的绘画创作，主要是为了办学和教学的需要而进行的，他的绝大多数绘画作品多用于馈赠和出售，以便向社会争取办学的费用，其中也有不少绘画作品是为学生创作以留作纪念的。通过各种途径，吕凤子的许多作品自创作之后即散佚在私人之手，真正集中保存下来的很少。目前国内除了苏州市博物馆、淮阴市博物馆等文博机构、丹阳档案馆（家人委托收藏）以及萧平、马晓锋等人有部分集中收藏之外，其他大多零散地藏于私人之手；海外有关公私机构收藏、研究吕凤子作品的状况，也不是十分明朗。这为系统地展开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。但亦约有数百幅可确知线索的作品，况且不断有新的绘画作品和文字资料被不断地发现，这对于集中进行吕凤子绘画艺术的研究，也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基本条件。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，让这样一位如此重要、卓越的艺术家长期以来被忽略在人们的视野之外，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有关吕凤子绘画研究、出版、展览及相关纪念活动逐渐活跃起来，吕凤子学术研究会、吕凤子纪念馆等先后成立，有关吕凤子的研究论文及著作也不时发表，将吕凤子宣传、研究和纪念活动进一步推动起来。但迄今为止，对吕凤子的研究无论是从深度、广度还是系统性上看，都不能与吕凤子的地位和作用相符合。相信随着条件的逐渐成熟，吕凤子的艺术成就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